民国时期广州《客观》杂志的创办人    凌维素
       

上世纪四十年代晚期，中国内地有三家名为《客观》的杂志，分别是上海《客观》半月刊，代表人贾开基；重庆《客观》周刊，发行人为张稚琴，主编储安平，编辑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聂绀弩；广州《客观》半月刊，发行人兼主编凌维素。               

凌维素原名凌润德,原广东省防城县东兴镇(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松柏乡人，1910年出生在清末一个秀才家中。父亲凌贤芳，与妻苏氏生有四子一女。维素是最小的儿子。维素1924年曾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赴东瀛留学，攻读政治经济，1935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

凌维素毕业后，满怀报国之情，举家归国。当时正值日军侵占了东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凌维素任陈济棠统领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第一集团军司令部秘书处秘书。还以集团军秘书身份，参加由陈维周创办的学海书院内的“国际政情调查室”日本组的研讨活动。政情调查室分英、美、法、德、俄、日等组，重点是研究军国主义的日本和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凌维素配合情报机关，利用精通日文的优势，解读了日本不少政治经济情报。1937年＂七．七＂抗战序幕拉开后， 他赴韶关工作。1938年10月21日广州被日本侵占失守，省国民政府迁至韶关。为配合战时工作，有效打破日本对华的经济封锁，他就任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会专员。1943年省府推行发展农村战时经济，全省各县市普遍设立县市银行，他受命负责筹设韶关银行，并于1944年秋成立，担任银行经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广州，他参加广东省参议院之选举，结果在防城县选区获选为省参议会参议员。曾任善后救济分署秘书，广东省渔业联会筹备主任，1946年被选为常务理事。

凌维素在经济学领域造诣甚高，并热衷于针对当时广东省及全国的政治经济弊端，阐述独特的观点，开具拯救的良方。广东一份杂志曾把他列为广东省四十年代杰出的工商界领袖之一。根据不完全统计 凌维素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期间，在不同刊物、期刊发表的文章就有数十篇之多，文章质量之高在当时广东政治经济界颇具盛名，影响深远。直到1962年，由刘秉麟编著的《近代中国外债史稿》中，列举抗战时期的外债时，亦引用了凌维素在《四年来我国财政之总检讨及其展望》（1941）一文的内容。

凌维素在政治经济领域内具有时代影响力的文章有：《论现阶段之中日货币战》（1939）、《广东华侨资金动员问题》（1941）、《四年来我国财政之总检讨及其展望》（1941）、《现阶段中国经济应往那里去》（1943）、《如何建立新的中国金融体制》（1943）、《财政革命与财政动员》（1941）等。

凌维素是广州《客观》杂志半月刊的发行人兼主编。     《客观》1948年7月16日至1949年4月16日止共出版了12卷5期。主要撰稿人是社会各界名流、教授、文化工作者、实业家、青年科学家等。杂志的时论、主要文章等，很多是凌维素一个人用真名和笔名写的。协助工作的只有秘书苏积熙一人。

《客观》杂志有四大特色：1、立论高远，观点鲜明，用词泼辣；2、内容丰富，新闻翔实，切合时政；3、疾恶如仇，发扬真理，追求进步，维护自由；4、出版迅速，发行面广，影响力大。

凌维素在1948年7月的《客观》杂志创刊号发刊词中，指出了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局势的严重性后说：“民主的浪潮已形成了新社会的基石,但其全部工程的完成,还有待于作为工程师的知识文化界,及广大群众的合力推动。我们虽不敢以一工程师自居，但我们有一副直心肠，有着满腔的热情，有像燃烧一般的鲜血，良知在驱使我们，要我们正视现实，要我们负起国民的基本义务.....树立迎接新社会不拔的基础。我们敢郑重保证，我们所说的话，就是人民真正想说的话……我们的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人民的意志，就是我们的意志。只要认为是真理，只要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任何党派，任何阶层的意见，我们都能容纳！”

凌维素多才多艺，学贯中西，精通日语、俄语、英语等。他不仅编写、发行出版《客观》杂志，还亲自策划、组织演出过一出三幕社会喜剧《宦海风情》，导演为王克。时间是1948年11月21日至24日，地点：广州市长提青年会剧场。

为什么当时凌维素要搞话剧，要演《宦海风情》呢？抗战胜利之后，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苦难之后，又承受着官僚资本的残酷剥削、压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以研究莎士比亚而闻名的中山大学著名教授黄学勤，在《介绍凌参议演出的宦官风情》一文,是这样写的：“大家终于出来救国了，让我给你介绍一个带路者，他就是凌参议，因为他想救国，因为他想对症下药，因为他知道参议会是唯一整肃官方的工具，它的主要使命是在督导官吏，是在纠正官吏。凌参议年来在参议会所实现过的辉煌成果，我们都知道了。手不畏权贵，不顾生命安全，大声疾呼，毫不顾惜地指斥政府的一切失当措施。如今他组织的客观剧团，集中南中国许多名高艺人，参加他的救国工作。”

《宦海风情》生动描绘了当时中国官场的丑陋，一切官场职位，都要通过裙带关，才能得手；必须付出代价，事情才会成功。还暴露了一些官僚们的道德沦丧，他们为满足自己的性欲，不知廉耻地以自己之妻与别人交换。该剧不仅对当时社会，而且对当前亦有有较强的警示作用。
          

凌维素在解放前还接受过地下共产党的指示，为共产党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并于广州解放前夕，去香港与地下共产党联系。他在港的亲戚多次挽留，叫他不要返回大陆，留在香港或去美国、加拿大等地发展。但他相信人民需要他，新中国需要他。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他毅然回穗后，不料肃反运动时，被广州一件震惊一时的大案所牵涉，就是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陈坤事件”，陈坤事件是建国后震惊全国公安战线乃至党内的惊人事件。陈被捕的第二天起，短短的２０天之内，广东省公安厅被抓了７００多人，广州市公安局也被抓了３００多人，几乎是全局干警总数的一半！短时间在一个省的公安系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肃反清特”，令人万分惊讶。受其牵连的人很多(详见《广东党史》2002年第1期广州“两陈事件”）。凌维素因此被抄家。其中最使他心痛的是，那些已基本脱稿，从日文翻译成中文的马克思的《资本论》部分手稿被抄掉。
        虽然陈坤事件后来被平反了，但凌维素因有在民国时期政府工作过的政治经历，被公安部监禁审查，送往东北思想改造。1953年释放后，被安排在广东省参事室当参事。期间，他以办外文补习学校，教英文、俄文以辅助生计。凌维素于1957年在省参事室被划为“极右份子”。其被划成右派的言论不详。1962年死于青海劳教农场。直至1979年广东省参事室给予摘帽平反。
        

据同去青海劳改回来的另一位“极右分子”谢中一（离休干部）回忆，1958年10月省公安局把广州市各界、各单位被打成“极右分子”的几百人，包括他与凌维素等，集合到西川劳教场，乘坐专列火车，经过长达七天七夜的路程，到达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一个农场。他们被告知是思想改造，不打不骂，劳动是种马铃薯等，没有任务定额。当时是10月份，高原已冰封，不能劳动，主要任务是学习。住牦牛帐篷，烧牛粪取暖。吃青稞杂粮，没有肉也没有青菜。当地藏民杀牛宰羊时丢弃不要，喂乌鸦的内脏，他们捡了加工就是最丰盛的菜肴。因为饥饿、寒冷、高原缺氧、缺医少药，第一个冬天，去的人就死了一半。冬天死了的人没法下葬，因为冻土挖不开，尸体要存放到明年才能埋。第二年他们汲取经验，天气暖和时,先把能放下很多尸体的大坑挖好，以备后用。最后能活着回来的只剩三分之一。

据另一位有幸能活着回来的“极右分子”回忆，凌维素为了早日解脱“右派”的帽子，劳动时表现十分积极，但体质每况愈下，不到两年就骨瘦如柴。到了实在顶不住时，曾写信给广州的大儿子求救，要寄吃的营养品，但是信中只字不提劳改场的详情。儿子寄过一次食物后，他就杳无音信了。1962年冬，终于因感冒，最后染上肺炎，没有给家人留下有一句话, 含冤离开人间！中山大学著名教授黄学勤说过，“凌维素是中国一个伟大社会改革者！我们人们想说的话，他已大胆的替人民说了出来！”一代才华洋溢的经济学界精英，一位不屈不挠地与腐化政治、社会黑幕、封建残余、官僚资本作斗争，无论在人格、学问、见解、词锋样样都够得上的“超人”（黄学勤在《中国不亡论》的词语），四十年代广州《客观》杂志的创办人、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凌维素先生就这样死于人为的被错划右派之中！（原载广州《文史纵横》杂志 2011年第一期,作者 凌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