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氏在绥江县是大姓家族，目前人口超过两万（全县总人口约16万）。无论是在民国《绥江县县志》里，还是在编纂出版于1990年的《绥江县志》里，凌姓“做官的”和“读书的”都占有很大份额（仅清代中各类生员、举人、进士就达72人）。
　　1949年前，大姓人家都有修建祠堂的传统，祠堂是一个大家族的宫殿，规定着它的秩序，承载着它的梦想。凌家和凌家祠堂也不例外。在昭通境内的金沙江流域，永善县中城镇的凌家祠堂，它的规模可能仅次于昭阳区的龙家祠堂。龙云“治滇十八年”（1928年至1946年），龙家祠堂笼罩在一层特殊的氛围之中，终身未嫁的“龙三妹”在碉楼里晨钟暮鼓、吃斋念佛，钟鼓之声、香纸的焚烟不绝于耳和丝丝缕缕地飘散。凌家祠堂里就没有这些复杂的因素。由于家族成员众多，每年清明祭祖和家训，场面就很大，祠堂凝聚族人、建立秩序、发挥梦想的功能就更容易发挥出来。凌家祠堂的气氛，是旧式读书人的气氛，是以金沙江为核心的自然界的气氛。它的朝门粗大石柱上刻着的一副对联，可以很好地印证这一点：“赣水滇山两地蒸尝昭久远，玉屏金带满天风景卜流长。”“金带”就是缓缓东流的金沙江。
　　凌家祠堂占地5亩左右，由三个院落构成。祠堂以朝门、祭祖殿为中轴线，院、房、廊、楼按照严格对称的美学原则向两边舒展。最为气派的是朝门和正殿16根承重圆柱、8根承重方柱，直径或厚度70厘米，高5至8米，均用整段石头凿成，重量可能超过10吨。这个祠堂修建了22年，具体是嘉庆十四年（1809）至道光十年（1831年），其耗时接近于南岸马湖府，前者以一个家族的力量，后者则受国家意志的支配，两者的建设都以对相当的社会资源占有为基础、条件，这也是一个常识。据懂一点建筑学的绥江人介绍，祠堂成功地把川南、闽南两地的建筑风格揉合在一起，这种揉合得益于凌氏家族一个核心人物的游历和学识。也许正是出于对建筑学价值的重视，昭通市人民政府才把凌家祠堂作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公布。
　　修建凌家祠堂的核心人物是凌光斗。凌光斗的后人，中城镇牟村居民、云天化退休职工、63岁的凌育科说，他们家的祠堂主要有四大功能：办会，宣言，议事，会餐。他所说的办会，就是清明祭祖；宣言就是家训；议事的重大内容是预算收入、审核开支、布置生产、安排生活，决定以减免地租等方式资助读书人，并按族规处置触犯律令的族人；会餐目的在于团结族人，增强向心力，共享家族的荣耀，培养自豪感。绥江对凌家祠堂赋予了更多的开明和公德，一种通行的说法是：凌光斗对祠堂的功用作了重大改革，集祭祀、教育为一体，即每年清明时为全族祭祖用，平时则将东西偏殿、厢房等用作学校。
　　凌光斗（1780—1840）祖籍江西长宁，少时好学，常手“不释卷，废寝忘食，遇载之相左，必诘其始末，考之甚详”，早年就有“惠养群黎，敦农商，重学校……民安物阜，科甲连绵”的大志，中秀才、举人，道光六年（1826年）以“大挑一等签制福建省，七年委署顺昌县，八年提补汀州府连城县知县(今福建省连城县)”，在其后人和大多数绥江人眼里，这就是“学而优则仕”。“凌光斗为官清廉，深谙民情，大兴教育，倡导儒学，全家诰封，名扬滇川赣闽”。“全家诰封”指的是，道光十六年，皇帝授予凌光斗“文林郎”，同时封赠其妻邱氏。五百言诏书匾保存在牟村族人家中。除了做官，凌光斗还著书立说，传世诗文有《文川课士编》《放生池碑记》《仰亭诗集》等数十篇。他还花了6年时间（道光八年至十四年），遍访中原凌氏后裔，数次到江西长宁祖籍考证，编写了《凌氏族谱》。我们在凌育科家里见到的族谱，系打印本，十六开，276页。处于向家坝水电站淹没区的凌家祠堂作为文物，它将被搬迁。
　　实际上，一个祠堂并不完全盛得下凌氏家族的秩序和梦想。所以，在中城镇大沙坝修建祠堂的同时，远在外地做官的凌光斗和他的绥江本家，还在牟村修建了“48个天井（即四合院）”。这些天井现在只残存两个，凌育科家就住着其中的一个，但他们家已经准备翻修新房了。其余的天井已经化作尘土。1840年，担任过知县的凌光斗客死他乡，遗体运回牟村。按照族规，死去的凌光斗不能进正屋，族人就专门修建了一间“棺厅”，停放棺椁。
　　凌育科说，凌光斗之所以得到道光帝的封赠，是因为皇帝听他把故乡绥江说成“小苏杭”，就命其以绥江为题，在七步之内成诗，他出色地完成了。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凌光斗也许是在封建时代因歌颂故乡而受封赠的少数官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