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凌必昇公与凌吉（永昇）公关系问题，是江西龙南与江西寻乌争论的焦点问题。两者是堂兄弟关系，还是先祖与后世的关系？或者其他关系？这个问题从清朝开始就在争论。20多年前的此文，可以给我们一个近世争论的视角。

   但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此文回避的，就是世系和具体的年代问题。也就是都没有一个可以放在时间和空间中去还原先祖实际生活年代的尝试。另明时吉公与宋时吉公的问题，是此问题的另一版本。若宋时虔南之吉公与明时龙南的吉公为两人，则凌必昇公与宋时吉公（永昇）可能为堂兄弟，是明时的吉公的先祖的关系就可说得通了。论辨双方缺的都是一以贯之的世系和年代。】

编修族谱的首要任务，就是本着忠于历史，实事求是的精神，追本溯源，做到本确源清。为实现这一目标，有时必须排除外来干扰。我凌氏五修族谱的编修，就经历了这样一段去伪存真、排除干扰的艰辛历程。　　

赣南、粤东、粤西、粤北凌氏始祖，系南宋绍兴三年奉高宗之命来江西龙南的湖广总镇节度使必昇公。由必昇公创建的曾成为龙南八景之一的西山观的遗址，《龙南凌氏族谱》及其《必昇公序》、《西山观碑文》、《璟公膳寺租序》等，均可证明这点。吉公，是必昇公的昆孙，洪武七年明太祖授以刑部司门郎中之职，辞官归里时，因故迁于长宁泊竹（即今之寻乌，以下凡长宁泊竹均称寻乌）成为寻乌凌氏始祖，逝世后葬于寻乌。《龙南凌氏族谱》、《龙南县志》、与吉公同时代的王阳明的《吉公序》等可以证明这些。这些本是铁的史实，但是，比龙南凌氏一、二、三谱都要迟的于1879年（光绪五年）出版的《长宁泊竹凌氏族谱》（以下简称为《长谱》），却不顾这些史实，对吉公、展纶等作如下记载：一、吉公，字允升，生于北宋崇宁三年，其原籍是浙江余杭；二、吉公第七代孙“德仁”元初迁居到定南，生下展纶（事实是：展纶是吉公之子，生于龙南、长于龙南、逝于龙南、葬于龙南，其坟至今尚在。）三、展纶公以下完全接龙南谱世系照抄过去（共计13世）。正因为如此，《长谱》一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当时定南、龙南等地凌氏的批评和抵制。但《长谱》编者却置之不理。因此，就留下了至今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1993年冬，正当我们酝酿编修龙南凌氏第五谱时，接到了寻乌四修谱编者的来信，邀请龙南凌氏参修寻乌第四谱，并捐资修建寻乌均实祠堂。这意味着寻乌四谱编者仍然沿袭他们老谱的观点，要龙南凌氏到寻乌去认源敬祖，并按他们的观点编写我们的第五谱。这样，就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任务提到了我们的面前，我们也就责无旁贷地肩负起这个并不太轻的“历史”重任。　　

   面对重担的“历史遗留问题”，有三种选择：缄口无言，盲目认同，据实论辩。缄口无言，是失职；盲目认同，是数典礼祖；我们选择了论辩。只有论辩，用事实的力量，用逻辑的力量，才能消除洒落在必昇公、吉公、展纶公等祖宗身上的历史尘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让赣粤等地的凌氏了解“历史遗留问题”来由、真相、责任。也只有如此，才能告慰祖宗先人，示之各地宗亲，无愧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为此，靖安兄撰写了《辨正录》给寻乌四修谱编者寄去，诚恳地希望他们在第四修谱中更正他们一、二、三谱的观点。寻乌四修谱编者先后来了两封信，一方面表示愿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一方面又继续申诉他们的老观点。为使龙寻两地族谱都能本确源清，我们先后复了两封信，进一步进行辨正。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剖析论证：　　

一、吉公是来龙始祖必昇公的昆孙，明代人，辞官后迁于寻乌，后葬于寻乌，是寻乌凌氏始祖。　　

二、吉公原籍是龙南。《四库全书》记载有：“凌吉，龙南人，永乐中历刑部郎中。”　　

三、吉公的原籍不是浙江余杭。《长谱》里全部世代的生殁（四柱八字）葬时间地点配偶子女及功名事迹等清清楚楚。证明他们追源方法是凭空推测的：“（浙江余杭）冲公后分朴、标、桂三公为三派，而先生实标公裔，故我为桂公也。”没有史料依据的大胆推测，其所寻之“源”的可信度是等于零的。这种推测，只能说明一点：寻乌谱编者手中根本没任何能说明吉公原籍是余杭的史料。没有史料，又硬要把吉公推到浙江去，唯一的办法就只能求助于推测了。　　

复了第二封信后，我们等待他们的第四封信，可终于未能等到，我们原想在第三封复信中再阐明两点：　　

一、《长谱》改史倒源八策。细研《长谱》，人们就不难发现：为了改变龙南和寻乌之间本本、源流的关系，《长谱》对赣南凌氏历史作了八项加工处理，我们可以名之为“改史倒源八策”：（一）提。首先把吉公的生活年代从明朝提到宋朝去，使他比来龙南始祖必昇公更早，让始祖作了昆孙的“从弟”。（二）分。这样一提吉公就不是吉公了。于是就将吉公来一个“一分为二”，分为“寻乌吉公”、龙南吉公。（三）改。分成两个吉公，吉公原籍成了问题，于是就把他改到浙江余杭去。（四）删。将吉公的生活年代提早，就等于将吉公提升了六世。为使“寻乌吉公”与始祖的子孙世数相平，把必昇公以下六世统统删掉。（五）增。将吉公提升六世后，他下面就空出了六世，填补办法就是增加六代。（六）迁。作了上述处理后，他们不放心，就再来两步：先是将“德仁”迁到定南去作定南始祖，以代替定南真正的始祖启一公。（七）拉。再把吉公在龙南时生的儿子展纶拉到定南去作德仁的“儿子”。（八）抄。这样处理后他们仍觉不踏实，又按龙南谱将展纶以下的十一世原封不动地抄到他们的谱上。　　

二、《长谱》的编者们以为经他们这样加工处理后，龙南的凌氏也就无从揭开《长谱》的“无缝天衣”了。但是他们受到了辩证逻辑的惩罚：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这样加工处理后，就制造了四个既乖于史实又悖于情理的怪象。　　

（一）“第二个吉公”的坟茔在哪里？早于寻乌首创谱的龙南凌氏第一、第二和第三谱，早就明确地记载了吉公迁于寻乌，葬于铁公坑。寻乌谱说他们从余杭过来的吉公也葬于铁公坑。其记载与龙南谱相同。换句话说，寻乌吉公与他们说的龙南吉公的坟茔合二为一了！？如真有“两个吉公”，“寻乌的吉公”怎么和龙南吉公的坟茔合二为一呢？寻乌吉公的坟茔哪里去了？　　

（二）“两个吉公”怎么竟会共13代（从展纶算起）子孙？有13代共同的子孙的“两个吉公”，怎么可能不是同一个人？！　　

（三）按照《长谱》，龙南凌氏何曾出现过475年的“空白期”？经《长谱》编者用施用“八字策略”后，就使人们就得从必昇公之后相隔19代（删去6代，又接抄13代）都没有凌氏，一片空白。这“空白期”以每代25年计，竟长达475年之久！只在展纶公的第十二代孙再迁到龙南以后，龙南才开始有凌氏。这与从必昇公之后龙南凌氏瓜瓞绵绵，不绝于世的史实完全相悖！人们不禁要问：在这长达475年之久的“空白期” 中，龙南其他各姓族谱中世世代代许多的“妣凌氏”是哪里来的？莫非都是从寻乌或者定南嫁过来的？当寻乌还没有凌氏时，《龙南凌氏族谱》上的许许多多的必昇公的裔孙又是从哪里来的？那远远早于《长谱》的《龙南凌氏一、二、三谱》又是谁修出来的？　　

（四）“寻乌的展纶公”的十三代子孙的名字和所用的字辈怎么与龙南展纶公13代子孙名字、字辈完全相同？难道“寻乌的定南分支”世世代代都是从龙南抱养嗣子？如果不是，那么那13代是从哪里去的？如果是，那么不又与你《长谱》自己制造的475年龙南凌氏“空白期”自相矛盾吗？最耐人寻味的是：寻乌的展纶公的十三代子孙的葬地怎么竟又会是全部在龙南？　　

（五）、怎么抛弃“寻乌凌氏定南分支”？按《长谱》的记载，定南凌氏是“寻乌凌氏定南分支”，定南就该是龙南凌氏的“发祥地”了。可是发人深思的是：寻乌四修谱编者发信邀请参修寻乌族谱并捐资建祠时，没有发信给定南，竟把“分支”和“发祥地”也抛弃了。这不是疏忽。寻乌四修谱编者对他们前辈的“八字法”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深知他们前辈所制造的“分支”、“发祥地”是子虚乌有的，所以，在发邀请信时，就下意识的把定南抛弃了。从心理学角度说，这是一种自读行为，是他们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自我泄露内心秘密的一种行为，它最充分而又准确地泄露了寻乌四修谱编者内心深处的秘密。　　

在上述两封复信的末了，我们曾两次恳请寻乌四修谱编者，从他们新修的四谱上删去接抄龙南世系的那一部分。　　

今年五月，我们找到了他们新出版的《四修谱》，只见该谱上依旧是两个吉公，吉公依旧是余杭人，归里依旧是归余杭……，难道新谱就没什么改变吗？有。这就是，把他们的首创谱的建谱时间提前了，从原来的1879年提到北宋元佑年间（1086-1093）去了。请注意：这个时间，比他们的家谱创建时间早了300多年，比他们首创谱真实时间早了786年，比他们所改后的吉公出生时间也早了11年！即使我们不看前面的论述，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寻乌编者所贯彻的编修原则：随心所欲，为我所用！　　

其意如此，难道就没法解开“两个吉公”的悬谜了？我们深信，只要族谱失实，编造，就不在此次露出破绽，也会在哪里撞翻了车。自修谱以来，有个问题总是在我们的脑海里闪烁：明代吉公怎么到了《长谱》编者笔下就变成了与北宋的策公同时代的人呢？为此，我们广泛地认真地读史，搜集和研究史料。终于有一天，我们发现了三个史料：一是《长宁原序》，二是《广东原序》，三是作广东族谱附件的任命吉公为刑部郎中的诰命的仿制印件。所谓《长宁原序》，就是寻乌宗亲的族谱编者最初开始编写长宁谱所写的序言，后来编者产生了另立源头、另起炉灶的念头，就把它弃而不用了，可他们的广东支系，觉得此序诚实地记载了粤赣凌氏的源头：必昇公是龙南凌氏的始祖，必昇的裔孙吉公是寻乌等地的始祖，又把它用进他们是族谱中去了。吉公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是明代人！明代开国皇帝任命吉公为刑部郎中的《任命书》是最有力的地证明了这一点，于是广东宗亲的编者又把它用进去了。那么明代的吉公怎么会变成北宋时的人呢？广东宗亲的编者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必须实事求是说明这个来由，于是他们又特地写《序》指出：是《长宁谱》首创的编者“改吉为策”！换句话说，就是长宁谱编者把吉公变成了北宋的策公！至此，悬疑了116年之久的“两个吉公”的“历史遗留问题”，终于由《广东原序》一说道破了！一切疑问，诸如怎么吉公比他的高祖必昇还要大？必昇怎么去做自己昆孙的“从弟”？“归里”怎么不是归龙南而是归余杭？吉公怎么忽然变了景夏的儿子？……,全都云开雾散，豁然开朗了！所谓“历史遗留问题”的来由、真相、责任也就大白了！　　

《广东原序》关于《长谱》“改吉为策”的话是正直的史乘编者的诚实话，是摧毁寻乌一、二、三、四谱改变源与流的观点的炸弹！面对这样一句话，忠实的编者的态度应该是极其严肃的：是真的，就要勇于修正《长谱》过去的错误，哪怕工程怎样浩繁，也不惮辛劳；是假的，就有勇气用一篇文字，一一指出它的虚假之所在。十分可惜，我们在寻乌四谱中未能找到批驳《广东原序》那句话的片言只语！这就清楚表明：他们无力证明它的不实，他们只好默认它的真实性！　　

默认《广东原序》那句话的真实性，却又不还策为策，还吉为吉，也不把接抄《龙南谱》世系的那一部分删去，史志编者的责任感就迫使我们不得已写了上述这些辨明“历史遗留问题”的来由、真相、责任的文字，并把它放进即将付梓的第五修谱中……　　

我们谨以此文作为五修编修人员向全体参修宗亲的述职报告之一！十分恳请地敬请全体参修的宗亲、寻乌宗亲以及更广阔地域的宗亲，严格地审查、验收我们的述职报告以及《第五修凌氏族谱》！　　

                  第五十九代裔孙 慈房 敬撰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日　　

作者：凌慈房(1938年9月～   )，男，江西龙南人，操公第五十九代裔孙，龙南五修谱总理事会副总编篡，江西师范大学毕业，中学高级教师，中共党员，曾担任龙南中学副校长，龙南二中校长，龙南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获省市县各级“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有多篇教育教研文章在省市以及国家级刊物发表，有较深的古文造诣。